信息摘要。

梅鼎祚《梁文纪》

十四卷，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十八卷，明崇禎間(1628-1644)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梅鼎祚编纂《文纪》

迟至万历三十二年，正式开始编纂《文纪》

万历三十六年秋，《文纪》的编纂已完成全书的70%

万历三十八年秋，《文纪》基本编竣，由于无资刊刻，鼎祚只好等待有缘人的襄助，同时仍不断补充该书的缺漏

崇祯初，在鼎祚之子梅士都、梅士好、孙梅朗中及各级地方官的努力下，历代《文纪》才陆续刊刻面世。其刊刻时间不一，存世情况复杂，现依据大致刊刻时间，撮略概述如下

《皇霸文纪》13卷。崇祯二年刊刻

《西晋文纪》20卷。崇祯三年刊刻

《释文纪》45卷。此书初刻本未见，据《四库提要》，崇祯四年刊刻

《西汉文纪》24卷。崇祯六年刊刻

《东汉文纪》32卷。崇祯六年刊刻

《三国文纪》24卷。其中魏18卷、吴4卷、蜀汉2卷。崇祯八年刊刻

《宋文纪》18卷。崇祯十年刊刻

《南齐文纪》10卷。崇祯十年刊刻

《陈文纪》8卷。崇祯十年刊刻

《北齐文纪》3卷。崇祯十一年刊刻

《后周文纪》8卷。崇祯十一年刊刻

《梁文纪》14卷。崇祯十二年刊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

《隋文纪》8卷。刊刻时间不详，当亦在崇祯末。

《后魏文纪》20卷。刊刻时间不详，未见。据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三六，《后魏文纪》二十卷，明本。此后人得梅氏手稿刻成之，不著刊书人名氏。又据张之洞《书目答问笺疏》二十八，范希曾，补注，江宁龙蟠里图书馆有钞本。龙蟠里图书馆为今南京图书馆前身，然查南京图书馆馆藏书目，未见，则《后魏文纪》亦不知其踪矣。

《东晋文纪》24卷。此书传本绝少，今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其正文卷端题“临川李来泰参定，沁水王同春订阅，江东梅鼎祚纂辑”。王同春顺治七年至十五年任宣城知县，李来泰顺治十二年任江南省督学，寻督苏松粮储，则《东晋文纪》刊刻于顺治十二年。据周镳《北齐文纪序》：“友人梅朗三氏寓书曰：先王父禹金先生文纪，子尝有意焉，比徼天幸，莆余赓之先生尹予邑而辱嘉惠也，自晋之东洎乎南北，胥寿枣梨，诚盛典矣。”则《东晋文纪》当初刻于崇祯十年，北大藏本当为重刻本。

《后陈文纪》。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鼎祚尚有《后陈文纪》一种，后陈不知为何代，四库馆臣已疑传写有讹，今亦未见其本，今更不可得而见也。又据鼎祚《凡例》，云释、道各辑为纪，今有《释文纪》而未见《道文纪》，或鼎祚并未编竣，或已刻而湮。

历代《文纪》最大的价值就是开创了编纂全文总集的先河。明以前不乏总集，但均为选本，如《玉台新咏》、《文苑英华》之类。而梅鼎祚的历代《文纪》，自先秦以迄隋朝，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尽可能地收集该朝代所有文献，这种全文总集之体，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如《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诗》、《全宋文》等，都是在梅鼎祚历代《文纪》的启发和影响下编纂的。历代《文纪》保存了大量的远古文献，具有辑佚的作用。梅鼎祚编纂《文纪》，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其中不乏宋元刊本和钞本，而这些蓝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已经亡佚，仅赖《文纪》而窥全豹。如《文纪》中引用过《玉府新书》，到了清代，学者就不知其为何书了。因此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大量引用了梅鼎祚历代《文纪》的许多文献。历代《文纪》还有校勘的作用。历代《文纪》之蓝本多为古本，能最大程度反映古籍的原貌，因此在古籍校勘上也有重要作用。如陆机《谢平原内史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其中“吴人”二字显系多余，当是后人为排偶而增，故唐朝六臣注《文选》就指出这一问题，而梅鼎祚《西晋文纪》卷十五存陆机此文，正无“吴人”二字，可作六臣之佐证。

日本学者横田辉俊曾撰写过《梅鼎祚的总集编纂——以<文纪>为中心》的论文，刊载在1965年3月的《支那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