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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董康日本访书日记,感兴趣可看。添加pdf目录。
作为20世纪初赴日访书的代表人物之一,董康访书以造访公私藏书机构为方式,以珍本典籍和戏曲小说为目标,涉及读书、借书、购书、校书、录书、论书、印书等活动。《书舶庸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董康四次赴日的活动,书中有大量关于访书的记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章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董康日本访书的背景、经过、成果,并在历史视角下评析《书舶庸谭》的地位及意义。
董康(1867—1948),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原名寿金,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自署诵芬室主人。董康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加戊子科乡试并中式举人,次年参加己丑科会试,通过后未参加当年殿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补殿试并中庚寅恩科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十八年(1892年),丁母忧回籍。后进入《时务报》,1897年与赵元益(静涵)在上海共创译书公会,以翻译东西洋实用书籍为宗旨。董康在戊戌政变后入京复职,庚子事变时留署治事。1902年任修订法律馆提调,后于1906年任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4月以刑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法制,结识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辛亥革命时董康避居日本京都,1913年回国后应梁启超之请担任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并兼任大理院院长。1914年至1922年董康四度任职大理院院长。1922年8月从财政总长任上辞职后赴欧美考察财政、司法,1923年初归航途中滞留日本一月有余。1926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年底因军阀孙传芳的通缉而避走日本,次年5月回国。在日本期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日常活动,编为《书舶庸谭》(四卷本)。1932年至1934年董康任国民政府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所长。1935年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抗战爆发后,董康违背民族大义,出任华北伪临时政府委员、司法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于1948年因病去世。
《书舶庸谭》是一部日记体的目录学著作,全书按日排列记述董康在日本活动的过程和所见所闻的珍本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献学研究价值。董康将自己在1926年底至1927年5月留居日本时的所见所录逐日编排,著为《书舶庸谭》四卷本。该版于1930年由大东书局石印刊行。此后,董康由于其他原因前后三次赴日,并把历次赴日所记的日记补充修改,将《书舶庸谭》四卷本扩充为九卷本。
此书最初为1930年大东书局石印本,书套题签为《董康东游日记》,书中包含胡适序、赵尊岳序以及董康自序。董康增补此书为九卷本之后,于1939年由董氏诵芬室重校定本,删去序言,增加郭则云跋和董康自跋。1940年重印此版本时除将胡适、赵尊岳序和自序补入之外,又增加了傅增湘序,后附《课花庵词》,使得此版本比较完整。另外,相对于四卷本,九卷本的前四卷在文字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除了删除四卷本中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之外,九卷本还增加了一些内容,以董康所作的诗词为主。在部分文字的表述上两个版本也有区别。因此,四卷本仍有其价值,不能因为九卷本的存在而忽视了最初的四卷本。此后,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于1967年出版影印本《书舶庸谭》,此本为四卷本,繁体竖版。世界书局于1971年出版了精装版九卷本《书舶庸谭》,繁体竖版。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排印四卷本《书舶庸谭》,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但是“显然九卷本是足本,初出四卷本只是四次访日当中第一次访日的记录。今天出版整理本,显然应以九卷本为底本,四卷本可作为校本,这样才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内容足,错误少的新版本”[5]。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九卷本,命名为《董康东游日记》,内容足、点校精,同时加编人名、书名索引。2013年中华书局以1940年庚辰本为底本,删去了所附《课花庵词》,同时也参考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四卷本《书舶庸谭》以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九卷本《董康东游日记》,出版了繁体本《书舶庸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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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本在未曾先生整庫歸檔的天一閣資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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