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陰經》版本源流札記，及末二卷遁甲六壬諸篇的校勘

分享一箇從五月開始、到本月初基本完成的校勘成果。《太白隂經》最末兩卷是此次校勘的主體目標，外加卷首進書表、卷末列位，及卷一前三篇的試校（作爲分析版本源流的樣本）。用的底本是上圖所藏的翁同龢、黄裳遞藏清鈔本，工作方式是在底本原件上直接加注出校。另録了兩箇txt文檔，方便檢索（也算是製出了網上首箇質量可靠的點校本），但還是要以pdf上的校語爲主，那邊的信息纔最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Be_REh-eRa-DNlg4MxhIw?pwd=6666
提取码：6666

下面也發一下我校書時零星記録下來的一些心得，是録在一箇txt文檔裏給自己備忘的（接下來相當一段時間不會碰這箇了），基本都是隨見隨記，結構可能有點混亂，還請見諒：

本次校書之役的緣起，是上圖的黄裳舊藏清鈔本《太白陰經》網絡資源的流佈。它的面世，爲《太白陰經》版本譜系的梳理、最末二卷的校勘，都帶來了顛覆性的轉折。我獲得此本之初，首先粗略翻看的是第十卷的六壬部分，竟驚喜地發現它與已見的一切版本都不同源，屬於一種全新的版本系統。經過卷九、卷十的通校，確認這一新系統的文字質量遠勝過脫誤累累且遭明人妄改的史氏跋本，全書的整體結構也更存唐宋舊本之真容。

圍繞《太白陰經》展開的文獻學研究，尚未見有前人展開過系統化的版本梳理，衹有一些零星研究見於諸位學者的序跋、論文中。若管見無重大遺漏，那麼已有成果中較有意義的僅爲下述這些：1、錢曾《讀書敏求記》及管庭芬、章鈺、傅增湘等人批注（合見於《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2、四庫提要及余嘉錫辨證；3、孫星衍跋（在北大藏孫跋本上，又收入《平津館文稿》卷下）；4、墨海金壺本張海鵬刻書跋文；5、守山閣本錢熙祚刻書跋文；6、瞿目提要（瞿鏞《恬裕齋藏書記》《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7、孫繼民《李筌<太白陰經>瑣見》；8、宫海濤《<太白陰經>相關問題研究》的第一章。還有其他學者的一些零星但重要的觀點，已見轉引於余嘉錫的辨證、宫海濤的論文中，就不單獨表出了。遍觀以上八種，應可掌握《太白陰經》的文獻學研究史之梗概。而我們坐擁今日可見的網絡資源，可以將前賢的工作再向深處略微推進一步。

首先是關於祖本，即北宋初期秘閣寫定本的探討：

《太白陰經》今存諸本皆源出於一種寫定於淳化五年(994)九月—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之間（即太宗末或真宗初）的北宋秘閣寫本。祖本的體式可以得到復原：開篇爲李筌的《進少室書表》，後接無名氏的題記“夫《太白隂經》者，有唐少室書生李筌……以爲將家之軌則也。”再後爲《神機制敵太白陰經目録》。以上爲卷前内容，接下來就是《太白陰經》正文，自卷一的首篇《天無陰陽篇》，迄卷十的末篇《兵家心術》。正文全部結束後，在卷十的末尾還有六行文字，是北宋秘閣的寫書列位：

“秘閣楷書臣羅士良寫/御書祗候臣錢承灝勘/入内黄門臣張永和監/入内黄門臣朱允中監/入内内侍高班内品臣譚元吉監/入内内侍高班内品臣趙誠信監”

祖本的年代區間994-1009正是依靠這六行重要信息而劃定出來的，相關人物的史料詳見PDF内對應處的批注。這裏可以簡單概括一下推理梗概：有宋代史料顯示，“入内内侍”之名始於994年九月，因此今本《太白陰經》的祖本必寫成於此時間之後；另外，就其中的監寫人張永和，有金石文獻顯示，其職位至遲在1009年十月之前已陞爲内侍高班，且此人一生仕途順利未遭黜降（是北宋宦官群體中極爲顯赫的名人），因此他以初階的黄門身分監寫《太白陰經》的時間必定早於1009年十月。
錢曾舊藏本即有這六行列位，錢氏在《讀書敏求記》中已懷疑他們是宋朝内府工作人員，但限於當時條件，未能定讞亦未能深考，連是南宋北宋都不知。瞿目就質疑了錢說，轉而誤信遭人竄亂的史氏跋本，以爲這六人是唐人。後來張鈺在《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中反駁瞿說，考證諸人的職名皆爲北宋官制，有力支持了錢說。整箇論辯的原委，今人孫繼民的《李筌<太白陰經>瑣見》一文已作梳理。如今我受惠於現代便利的資料檢索條件，得以具體考索四位宦官的生平，進一步縮小了年代區間，更直接證實了錢、孫論斷之不謬。

（還須糾正一點前賢的疏失：關於書末的那六行北宋秘閣寫書列位，孫繼民《李筌<太白陰經>瑣見》云：“入内黄门、入内内侍高班，均是入内内侍省官制”，果如其說，那麼寫書列位的時間上限就可以劃定到1006年了，因爲入内内侍省始設於此年。然而這一觀點并不正確，其實早在入内内侍省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入内内侍高班”一職：《大中祥符法寶録》卷十一收録了印度入華高僧法賢的上表：“今月二十二日，入内内侍高班趙誠信奉傳聖旨”，這份上表的時間在咸平二年(999)秋，而入内内侍省成立要等到七年之後的1006年纔成立。實際上，帶有“入内内侍”的職名肇始於淳化五年(994)九月設立的入内内侍班院，無需遲至入内内侍省成立之時。這就是我將傳世《太白陰經》祖本的時間上限定爲994而不取1006的原因。）

 

現存已見的版本，可大致分爲以下五箇系統（包含十五種版本）：

一、最接近祖本原貌者，是刻本《守山閣叢書》所據爲底本的那箇舊鈔本，當時即僅存前六卷。此本原物未聞存世，或許今已亡佚，其面貌僅憑守山閣刻本前六卷的翻刻而得以傳存。從這六卷文字看，此本是最精善的一種。然而，守山閣刻本雖聲稱前六卷據守山閣舊鈔本、卷七八據文瀾閣四庫本、卷九十據墨海金壺本，但其實尚多有以私意妄改底本而不出校之處（取其末二卷與墨海金壺本對讀即可見），令人不禁疑慮前六卷是否也有妄改，守山閣刻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守山閣舊鈔本的文字面貌。不過，傳刻失真而尚且能精善如是，可以想見那箇原始的舊鈔本必當更佳。
此系總體上仍最古老精善，對《太白陰經》祖本面貌的復原至關重要。據守山閣刻本提供的信息，舊鈔本的卷首正好有李筌的進書表，而無史氏跋本卷端所謂的“序”，可印證上圖黄裳本在整體構造上忠實繼承了古本。但卷首的李筌進書表、全書總目，守山閣舊鈔本都比黄裳本更爲完整，往往可訂補後者的缺憾，更顯寶貴。
這裏需要澄清一箇概念，守山閣舊鈔本並不等於守山閣藏書刻本。舊鈔本已亡，如今衹好以守山閣刻本充當舊鈔本的唯一載體。守山閣刻本是一箇雜燴，卷首既收録了來自舊鈔本系統的進書表，又收録了四庫本系統的四庫提要，還收録了來自墨海金壺本（史氏跋本系統）的僞序及脫訛累累的北宋寫書列位。很多清人及今人不仔細讀錢熙祚標注的各部分文獻來源，而將整箇守山閣本當作一箇整體混爲一談，實屬不該。卷首那篇來自史氏跋本的僞序可謂是“一眼假”，全不似一篇序言該有的面貌；但由於守山閣本在編排上將實際不僞的進書表與這篇僞序放在一起，很多人不免殃及池魚，因疑“序”之僞，轉而懷疑進書表也是後人僞造，這就失之武斷了。如今存古程度相當高的黄裳本面世，持與史氏跋本對讀，可以清晰地看出進書表和僞序分别來自兩種互不相干的版本體系，再次警醒我們重視錢熙祚注語，對守山閣刻本中各自異源的文字要善加離析。
本次僅校勘九、十兩卷，故不涉及守山閣舊鈔本一系。

二、四庫本一系。四庫的底本爲天一閣進呈本，今已不存，衹能以唯一全文公開的文淵閣四庫本爲該系的代表。四庫本所據的天一閣本僅存不到八卷，且卷一缺失開頭兩篇，自然也不會存有進書表、書末列位，看不出全書原本的整體結構。
異文方面，四庫本似與守山閣舊鈔本有某種親緣關係：例如在各本皆存的卷一部分文字中，出現異文時，常會看到四庫本與守山閣舊鈔本共作甲、黄裳本與史氏跋本共作乙這樣的情形。而在親密的同時，四庫本又常常劣於、殘於守山閣本，一如史氏跋本殘於黄裳本那樣（下將述）。
目前已公開的四庫本除文淵閣外，還有守山閣刻本卷七、八所翻刻的文瀾閣本。但經局部抽樣校勘發現，它與文淵閣之間的異文所在多有。凡歧異處，往往是文瀾閣本更勝，合於古老的彭紫符本（此由卷六《總序》的校勘得出）；而文淵閣本則與史氏跋本一系同誤。不禁猜想，文瀾閣本或許更好地保存了天一閣舊鈔本面貌，而文淵閣本曾被館臣用史氏跋本一系的某種鈔本校改過，底本不誤，改而轉誤。將來定當尋訪已被影印出版的文瀾、文津二閣本，以探討《太白陰經》四庫諸閣本之間異文的來源，儘量復原天一閣本的原貌（孫星衍曾從北京翰林院抄出一箇八卷本，則亦天一閣本之苗裔，據《宋元舊本書經眼録》，1865年莫友芝曾在上海從蔣敦復手中借觀此本，不知今尚存否）。
通過對第一卷的局部校勘發現，此系與守山閣舊鈔本之間有密切的親緣關係，但訛誤亦不少，遠劣於守山閣舊鈔本。一些異文往往是四庫本同與守山閣舊鈔本，黄裳本同於史氏跋本，因此四庫本歸屬於一箇比黄裳本、史氏跋本更爲原始的派别。可惜四庫本僅存前八卷（且卷一之首也有缺失），此次校勘卷九、卷十，亦不涉及該系。

三、彭紫符舊藏明人節鈔本（以下簡稱彭紫符本，國圖索書號18033，未曾先生歸檔於書格討論區），僅一卷。起首所謂的“太白陰經總序”，其實是《太白陰經》卷六之序。此書的前半部分皆爲陣圖，似乎與《太白陰經》卷六的陣圖也不同，但未經詳細比對，暫時不敢多言。後半部即摘録兵占内容，主要出自卷九（遁甲）的《向背擇日》篇，及卷十（雜式）。正是這部分摘録之文給本次校勘帶來了莫大的幫助，其文本面貌十分古老，黄裳本及史氏跋本脫訛難通處，屢憑此本而見柳暗花明。唯惜篇幅太小，所存文字總量無多。
例如《太白陰經》卷十開列的三十六禽，是學界探討三十六禽絶對繞不開的一處重要史源，常與上博所藏六朝銅式盤、《五行大義》《本生經》《摩訶止觀》《小止觀》等中古早期文獻中的三十六禽並列對讀，探究其流變。可惜《太白陰經》卷十在過去僅有史氏跋本面世，學者們也衹能引用史氏跋本中訛脫衍倒累累的文本，并不足以代表李筌原書所載三十六禽的真正面貌。此次我注意到彭紫符本的三十六禽要相對完善得多，原先史氏跋本中很多明知有誤卻不敢逕改之處，如今都能彭紫符本有效地訂正過來，并使人豁然解悟史氏跋本的致誤之由，恢復出一套更加逼近李筌原書面貌的三十六禽。

四、此次校勘的主角，被用作底本的翁同龢、黄裳遞藏清鈔本（以下簡稱黄裳本，據諱字可知抄成於乾隆以後，去年末網盤資源流出，上圖索書號：線善804620-21）。其實，與此本同屬一系的還有Princeton大學所藏清鈔本，據僅有的一頁預覽圖校勘可知，此本與黄裳本文字、行款毫無二致，當出同源（且Princeton著録其避諱情況亦全同於黄裳本）。
此系由於抄成年代較晚，其實訛誤也不少，但可貴之處在於，其全書結構十分存古，文字内容也較史氏跋本更爲完整（見了此本纔意識到史氏跋本的脫文有多嚴重），相對忠實地傳遞了《太白陰經》北宋寫定本的整體風貌。其實，清代已有多位學者注意到史氏跋本的前八卷（他們用的基本都是墨海金壺）相比於四庫本、守山閣本是存在大量闕文的，衹是九、十兩卷一直衹有史氏跋本這麼一箇孤系，難以得知它的這兩卷到底有多少脫誤。現在有了黄裳本，更可看出史氏跋本的末兩卷也實在稱不上善本。
黄裳本的保存了李筌的進書表，可與守山閣舊鈔本相印證。黄裳本進書表的首尾均有殘缺（表尾殘文還有後人妄改之跡），而守山閣舊鈔本不殘，可資補全，十分珍貴。
黄裳-Princeton這一系本子還有一箇特徵即，全書均不見李筌之名。無論是卷首的進書表之末、表後的無名氏題識，還是正文各卷的卷端，均不載撰書人之名（其實古本原皆有之，觀守山閣舊鈔本可知），僅知作者爲少室書生（黄裳本甚至連“生”字亦誤脫，然瞿本增録之文尚不脫，可知黄裳本所據的底本原應有“生”字）。這一特徵值得留意，將來若得見更多其他體系的版本，可進一步探究北宋以後的某位傳寫者爲何要刻意隱去李筌之名，而造成黄裳本的此種面貌。

五、史氏跋本系統，亦可稱通行本、俗本。在黄裳本出現之前，甚至包括黄裳本尚未引起廣泛關注的當前，這一系可以說是整箇《太白陰經》一書的代表，今人一提《太白陰經》，指的幾乎都是史氏跋本或守山閣刻本。衹因此史氏跋本一系本子數量最多、流佈最廣。
目前網絡上可公開獲取的史氏跋本有十種：1、北京大學藏孫星衍跋明鈔本（以下簡稱孫星衍跋本，北大索書號4276，《四庫提要著錄叢書》063册影印）；2、上圖藏王禮培題識明鈔本（以下簡稱上圖王禮培本，去年末網盤資源流出，上圖索書號21708-09）；3、瞿氏恬裕齋-鐵琴銅劍樓舊藏明鈔本（簡稱瞿本，國圖索書號03679，未曾先生歸檔於書格討論區）；4、日本内閣文庫所藏淺草文庫舊藏康熙、雍正間鈔本（以下簡稱淺草文庫本）；6、加州大學Berkeley圖書館所藏乾隆以後鈔本（以下簡稱Berkeley本，未曾先生歸檔於書格討論區）；7、十萬卷樓舊藏乾隆以後鈔本（以下簡稱十萬卷樓本，今藏靜嘉堂，子海影印本已被Collector先生分享於書格）；8、墨海金壺刻本（此本最易得。清代又有長恩書室刻本、半畝園本，皆從此本翻刻，不另立；作爲雜燴的守山閣刻本之卷九、卷十亦出自此本）；9、咸豐四年八月國子監肄業生程祖慶鈔本（簡稱程祖慶本，此本謄寫精善，但内容最不可信，主觀無據的妄改甚多，且改動之後文從字順很難察覺，故此本是偏離古本原貌最遠的極劣本；《故宫珍本叢刊》第352册影印）；10、乾隆以後平安館鈔本（臺北國圖索書號302 05715），僅八卷，今番校勘不涉及此本，因闕最末二卷，自然也不存史氏跋尾，唯憑内文校勘而得知屬於史氏跋本一族。
此系的標誌性特徵，除了卷末的史氏跋尾以外，還包括卷首有一篇僞造的“序”（其實是取古本《太白陰經》全書最末一篇《兵家心術》改竄而成），並署上一箇根本不存在的年份：“永泰四年”（永泰年號實際衹用了兩年），且給李筌安排了一箇很可能也是明人捏造的身分：河東節度使。其文的内容固不僞，原本作爲《太白陰經》正文篇目之一，確出於李筌之手，但拿它當序這一配位則純屬僞妄。陳尚君先生的《全唐文補編》偶失察考，誤將此僞序與（不僞的）進書表一併收入了，今既已辨明僞序的來源，則將來修訂時務當删去。
僞序之後是僅存五行的北宋秘閣寫書列位。如前所録，此列位原有六行，而史氏跋本闕失錢承灝之名，將宦官張永和的姓名誤置於原屬錢承灝的職銜之下，從而六行被併爲五行，内容也顯得張冠李戴不倫不類。其餘人的姓名、職位還有數處訛文，持與上揭標準形式的列位對照即知。史氏跋本之所以把寫書列位誤置卷首，大概是由於其底本闕失了李筌進書表，此系鈔本的始作俑者既已決定挪用末篇《兵家心術》來冒充序言，便將緊接其後的寫書列位也連帶移至卷首。
至於《太白陰經》正文，史氏跋本止於《山岡營壘》篇（且此篇所存文字亦極殘，對照黄裳本即見），過去我們都以爲它就是《太白陰經》的末篇；今始知，真正的末篇因被明代庸妄愚人改竄成僞序而備受質疑，長久蒙塵。

在史氏跋本系統中，衹有一箇本子的結構稍顯特殊，就是瞿本。首先由正文校勘可知，此本屬於標準的史氏跋本，書的正文并未羼入黄裳本系統的特徵。但此本的卷首，在抄完史氏跋本應有的僞序、五行訛脫列位之後，竟還增録了來自黄裳本一系的《進書少室表》、無名氏題識、史氏跋本所闕的末篇《兵家心術》（自被改充僞序之後，史氏跋本的正文中就再無此篇之名；如今瞿本既保留了以此篇炮製的僞序，屬於源自史氏一系的文本；又增録了原始形態的末篇《兵家心術》，屬於源自黄裳本一系的文本）、以及完整無闕的北宋秘閣寫書列位六行。也就是說，當年抄成瞿本的那位明代人，既以史氏跋本爲底本，又見過一種屬於黄裳本系統的本子，所以他專門將異本較史氏跋本多出的文字增録到卷首，作爲擴充資料。可惜此人無學，不知注明史料來源，導致史氏跋本原有文字與他自己增録的文字混而不分，誤導了此本後來的瞿目作者。更可惜的是，這位明代人沒能有耐心校勘一下手頭的那箇異本的正文内容，將其與史氏跋本間的差異批注出來，爲後人多保存一箇早期珍本的面貌（當然這是我奢求過高了）。
如前已述，《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三著録的正是此本，瞿氏在那篇提要中反駁了錢曾原本正確的斷代結論（提要未必是瞿鏞親撰，不排除可能由他人代筆，這裏姑且籠統以“瞿氏”稱之）。而瞿氏自己正是因受了瞿本的欺騙，見寫書列位緊接在僞序、僞署之後，故誤以爲列位所記的寫書團隊也與李筌本人關係密切，全爲唐人。由此可見，瞿本的增録部分保存了更多文獻信息固然可貴，但這種不標出處的混抄方式極不嚴謹，容易誤導後人。
前述黄裳本進書表的首尾均有殘缺，看來殘缺並非清代纔產生的。瞿本抄成於明代，而其表首的闕文、表尾遭人妄改之跡全同於黄裳本，可見黄裳本留存的是此系統自明代以來的面貌。瞿本抄録的六行列位中，“錢承灝”之名可與《讀書敏求記》相印證，由此確定黄裳本的“錢承顥”是壞字，應以錢曾、瞿本所録的“灝”爲準。
（其實在史氏跋本中除了瞿本，還有程祖慶鈔本也在卷首録入了李筌進書表，但程本是從守山閣本過録的，并無獨立的文獻價值，不值一顧）

在黄裳本卷端所加的跋文中，黄裳認爲自家這箇本子即出自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録的那箇舊本。這固然很有可能，但也說不定二者衹是共同保存了宋寫本原始體式而已，未必有直線遞承關係。畢竟，如錢曾本、守山閣舊鈔本、瞿本增録部分所據異本、黄裳-Princeton本這種保留宋本原貌的子孫，元也是理所應當的；而像俗本（史氏跋本）那樣破壞體式的，本非主流。奈何入清以來俗本氾濫成災，驅逐了良幣，這些史氏系統之外的更存古的異本反倒成了稀見的清流。

（補記：
上文提到，前人因守山閣刻本將僞序、真表放在一起，而連帶質疑真表。羅振玉正是將序表一併否定，但他在對進書表的懷疑中還是提出了一些從文本内部著眼的貌似較硬的論據，故有必要專門作一箇回應，爲進書表洗冤。
茲據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轉録的羅振玉爲敦煌殘卷《閫外春秋》而作的跋：“至進表，前有‘臣少室書生，才非武職’；而後又有‘臣自風塵悖亂，牧☐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篇裨之職，未展縱横之謀’云云，前恭後倨”。羅氏質疑的關鍵點是“前恭後倨”，但其實，後倨則或爾，前恭則未必。李筌稱自己才非武職，衹是說自己是箇文人，無武將身分，撰作兵書本非自己分内之事，“但我最終還是不嫌麻煩，越俎代庖爲你們寫了這樣一部巨作”。全表皆頗爲洋洋自得，除了形式上的必要謙辭之外，整箇文意上看不出“恭”到哪裏去，通篇的筆調并無自相矛盾之處。至於前面說自己非武職，末尾又自署幽州防禦使的職銜，那是因爲“才非武職”講的是開始撰書之初的事，上去獻書時間已有十年之久，還處於未亂前的天寶盛世，李筌其時尚未入仕，是以少室山布衣書生的身分動筆寫作的。
此外，李筌自謂“牧☐邊陲”，而進書表末自署幽州刺史，羅振玉便又質疑“幽州去兩京密邇，並非荒裔”。這就純屬無事找茬了，幽州爲安史叛軍的巢穴，已是抗戰前線，不算邊陲還算什麼？當時的情勢，連兩京都快要成爲邊陲了。
至於後來羅氏又發難：李筌自言常勝，史書爲何無一語記其戰功，這也是在擡槓。李筌又不是直面叛軍主力的唐軍大將，衹不過擔任幽州刺史兼防禦使而已，主要職責在保境安民，面對的敵人很可能衹是從主戰場流竄出來的小股流寇，表中所謂“戰伐常勝”指的若是這種小勝，自非足以記入正史的赫赫大功。
進書表的文風平實幹練，與《太白陰經》整體風格相協，又時帶駢儷，全爲唐人風格。羅振玉竟還嫌其“文辭鄙拙，當是僞託”，眼光也未免太高了吧，難道非要寫出如李善《上文選注表》那般的華美辭藻，纔配被確信爲唐人筆墨？
總之，羅振玉是受了僞序的影響，先入爲主地作好有罪預設，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進書表，纔提出上面這些發難。其實無一條能夠成立。余嘉錫附議羅說，亦誤。宫海濤《<太白陰經>相關問題研究》已對羅振玉的疑僞作出一些反駁，但反駁力度尚嫌温和；今更以愚見而加申說，望能爲宫說助力。此外，唐長孺未曾見過黄裳本，已能敏銳地注意到必須離析守山閣刻本中的異源文本，實屬難能可貴，而宫海濤也在論文中選擇支持唐說。如今黄裳本的公佈更爲唐、宫二位的觀點提供了最堅固的實證。）

太白陰經首次刊刻於清嘉慶時期（墨海金壺），已是非常晚近了；而明代人著作中常引《太白陰經》之文，所據必爲當時見到的古鈔本，往往文本更古更全，能補正今本之脫訛。例如卷一的《人無勇怯篇》，李筌對“汧隴之人勇”的反駁文字，存世各本全脫，而明代《武備志》卷13-15中選録《太白陰經》三十二篇，正好可補足此佚文（《經武勝畧正集》《康濟譜》《古今圖書集成》所引《太白陰經》之文皆襲《武備志》而來，無獨立性）。此外，明朝開國之初官修的《大統通占》第五册所引“李佺曰”、明末人所修的《講武全書 兵占》第八册，均收録了《太白陰經》天文占候部分的不少文字。總之，明人著作中的引文仍是一箇需要長期開發的寶庫，在明人編撰的遁甲、六壬兵占書中一定還存有大量抄自《太白陰經》末二卷古本的文字，能訂正一些我們目前倍感棘手的謬戾難通之處。《太白陰經》的校勘決不能僅滿足於史氏跋本、黄裳本等幾種晚近訛本之間的對校，還應繼續開發他校資源。需要做的工作遠未結束。
（另外，《通典》《太平御覽》《虎鈐經》也多有轉録或借鑑《太白陰經》，對恢復前八卷局部文字的唐本原貌必有重大幫助。但與此次對式占部分的校勘無關。）

（追記：前說有疏。其實《武備志》所選録的《太白陰經》三十二篇之文，常見有後人妄改妄補之跡，其中《人無勇怯篇》所補的反駁“汧隴之人勇”的文字也未必可靠，很可能是好改古書的明代人胡亂竄入的。程祖慶鈔本也補入了這段文字，來源正是《武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