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国演义毛评本（新校本）1-20回发布

我这部校勘本，基本特点就是反映版本之间的亲疏关系和传承关系。一些版本对底本含糊其词，甚至诈称底本。
经过考察，毛本《三国演义》的文本，大致可分为前期六十卷本一系（醉耕堂本、雍正年间二十四卷本、主要刊刻于道光及以前的六十卷本、《汉宋奇书》本等属之）、后期六十卷本一系（主要是带有《重刊三国志演义序》的咸丰及以后刻本、石印本、近代铅字排印本）、十九卷本一系（罕见的不分卷本、二十三卷本属之）。其中后期六十卷本是刊刻者有意对古老词汇进行大规模替换而成。当代版本就是人文社版（不主一本、择善而从）以及沈伯俊校理本（抛开小说古本而直接据史书改正，对书中虚构情节的“地理错误”进行强行修正等）。

其中，（1）台湾三民书局的底本是民国时期的石印本（1915年的茂记本或与其时间接近的锦章书局16行石印本，特徵文字就是第一回的“顺从天意”和第5回的“刘遗”。），属于晚清的后期六十卷刻本的后续版本。
（2）浙江文艺出版社（潘渊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库”本），出自商务印书馆1933版（19卷，很可能是易得的1957年重印本）。晚清、民国的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是在晚清六十卷铅印本的基础上，依据早期刻本（十九卷或六十卷）做了有限的修改而成。所以文字特徵比较复杂。此类整理本的前言提到了商务印书馆1933版，但没有明说是整理的底本。经对比，的确是。
（3）岳麓书社普及本（不带毛评的）是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更改标点、分段而成，文字差异极小，不超过一百字。其所谓以大魁堂本为底本，是误认为人文社1973版的底本是大魁堂本，其实不是。
（4）岳麓书社毛评本，底本很可能是按晚清60卷石印本（鸿文书局本），其特徵是孟获借藤甲兵兵的“乌弋国”（它本是“乌戈国”）
（5）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以大魁堂本为底本的整理本，所依据的大魁堂本是文字非常低劣的古本，错字极多。其1989年繁体版的整理原则，恰恰是“少改”、保存原貌，只改正了极其明显的错误。可能当初整理的目的，就是作为版本资料（因为当时复印件、影印件不易得）。所以“稍不明显”的低劣文字都保留了。当时整理者还不知道醉耕堂本，所以整理出来的成品，既离最早的醉耕堂本文字很远，也不通顺。此类整理本合适的用途，就是用来辅助阅读大魁堂本扫描件（此刻本，刻、印俱劣，难以辨认）。
（6）齐鲁书社的的以大魁堂本为底本的整理本，整理原则是“择善而从”，能改则改，也参考了醉耕堂本，所以最终呈现的面貌，相比大魁堂本原貌，可谓是面目全非。实际的最终文本，反而与醉耕堂本等早期六十卷本接近。由于底本是大魁堂本，所以有些大魁堂本“不上不下”的可通异文也保留了一些。
（7）按民国亚东本的《校读后记》，其底本为顾刻本（有《重刊三国志演义序》），校本有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等。但实际操作时，以商务铅印本（多半是线装的六十卷本）为工作本，按顾刻本回改，回改时自然有遗漏，一些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的特徵性文字，甚至延续到了人文社1973版乃至最新的2019版。人文社最早的版本就是在亚东本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其特徵就是第九回的回目“除暴凶”源自亚东本。人文社第二版是周汝昌先生做的，他参考了雍正年间的致远堂本（二十四卷），使得文本总体上从晚期六十卷本变为早期六十卷本的文本特徵，另外就是依据史书和嘉靖本改动了一些地方，由此形成了人文社版特有的文本风格。人文社1973年第三版版修订时，主要参考了大魁堂本（大魁堂本虽然很差，但也有部分可取之处），导致有些人认为“人文版”的底本是大魁堂本。总体上，人文版的原则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在追求通顺的同时（保留了晚期六十卷本的一些文字），刻意保留了早期六十卷本的一些特徵性文字。2019年第四版，打着“恢复底本文字”的旗号，实际上是按“尊重底本”的思路，用致远堂本机械地恢复原文，导致恢复了一些致远堂的特有错字。而且虎头蛇尾，前面三四十回恢复得比较认真，后面有好几十回除了改标点、分段以外，一字不改。总的来说，是一种“择善而从”与“尊重底本”思路冲突的结果，进退失据的表现。
（8）中华书局刘世德、郑铭整理的毛评本，以醉耕堂本为底本，但实际操作的工作本可能是晚清或民国的旧本，所以存在大量的与底本（醉耕堂本）不同的文字，全书不下于一千处，大多属于“可改可不改”的两通文字（包括“我吾”“军兵”之类的同义词），还有少量低劣的文本。整理者“改正为误”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就很可能是用工作本恢复底本时，因种种原因疏漏所致。所以其中不少异文见于民国茂记本。当然也有不少异文在茂记本之中没有。所以其工作本是与茂记本接近但有差别的版本。

以上是我整理此书时，考察当代流行版本的结论。我这个整理本的校勘记，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些结论的证据。

我重新整理此书，就是为了揭示当代各整理本的不足，以提高文本质量。另外，就是引入叶逢春本等 “三国志传” 系统的版本，解决以前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